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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我的求学生涯《我的大学》  

2015-12-25 20:45:22|  分类: 回忆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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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黑龙江农门一分场上海知青刘年华

一、我在佳木斯农业机械学校

19749月,我离开了务农五年的五大连池市龙门农场,到佳木斯农业机械学校机制专业学习,开始了我文革后求学生涯,从此我不再属于知青了。

来到佳木斯学校,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原龙门一分场机耕队,以后调到总场的齐市知青靳某,他是73年由龙门农场推荐来的。当年的佳木斯农业机械学校是文革前的佳木斯工学院,1977年恢复原名。我被安排为741班副班长,管理男生。学生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高中生、有几乎文盲的农村孩子,也有我们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知青,老师无法正常上课,所以期末是不考试的,作业也是自觉作的,照样毕业。我们知青对学习是很认真的,能和我飚上劲的是北京知青刘凡、和当地青年房玉勤。

上海女同学周嬰刚见面就说“我认识你,你住在静安区大通路245弄,我小学期间经常到你们弄堂来玩,弄堂里某某、你楼下的施建忠都是我同学”,一分场我好友陈关明也是她同学,她来自大兴安岭塔河,69届初中毕业,写得一手很好的粉笔字,老师经常请她在黑板写板书。报到第二天她邀我去逛佳木斯大街,一路上她说“我小学在北京西路第二小学时还学武术,一个人能舒展自己的手脚是很舒服的事,我能倒立,”我很吃惊。看到一堆砂石她又说“我小时候跟男孩一样,非得在这砂石堆上走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与年轻女性单独逛街,引来同学阵阵哄笑同学。毕业周嬰后来与同学刘凡(北京知青)成婚,先是在合江地区富锦县、再大庆、山海关、天津郊区折腾很久后才进入北京,至今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刚入学,学制图要画轴测图,我理解很快。建立三维立体线,把尺寸标到三根轴测线上,用圆规、把老师布置的一个奇形怪状的物体三面图,画成了标准的立体图,也就是十几分钟。李东昌老师过来一看“我还没有讲完你就画完了这么快就完了?就是脏了些,很好,叫什么名字?(因为我手脏抹黑了图纸)”有人回答“是副班长”。我挺得意的下课回去了。第二天早上到教室挺奇怪的,好些女知青眼眶都红红的,有的还哭过,一问才知道一宿没有画出来,男生皮厚不会画的就不画了,女知青来学校不易,怕以后学习跟不上,我就一个个教她们。

老师不坐班,课余时间找不到,我是每课下来就追出去,问老师“这个孔是派什么用处的,是工艺需要还是定位用的?老师6点定位,为什么这个多了一点”把吉林工大毕业的高材生问得一楞一楞的,老师说“这个?我回去看看明天告诉你”。当年这些老师都30-40岁,都挺好的,教工艺、热处理、齿轮等都文革前是吉林工业大学毕业的。

老师“椭圆积分的原点不放在坐标原点,理论上可行的,为什么算不出来?”我们数学老师苏锦林是哈师大毕业的,也很专研,她被我问了后也回去算了一下午,第二天告诉我“我也没算出来,你就不用钻牛角尖了”。我记得当年我记忆力好,先是12个积分公式后来是36个积分公式,我都能推导出来,学校的课本不够我学的,我自己买了同济大学范映川(高等数学)教材,就自己看书,有时向年轻的老师讨教。

当年没有国家教材,由于学校自编很浅,我还问老师熟铁和生铁的区别,我记得是以含碳量大于小于4%区分的,以及生铁的物理性能以及硫、锰等元素对钢铁性能的影响,如硫的热脆性等。我记了很多笔记贴在课本上,期末老师看到了我的课本,“课本厚了,都是知识”。

当年科技不发达,没有计算器,我们用计算尺计量,一个计算尺要17元,我们在农场一月工资才32元,由于说明书挺繁琐,我自编了计算尺使用规则。毕业实践借用工厂的手摇计算机,老工程师是跟来的,他说挺贵的工厂化500多元买来的所以人不离机,怕非专业人员弄坏了。我们设计的工艺设备孔与孔的定位距离要毫米计量,小数点后面保留7位数,无法手工计算就到佳木斯图书馆查函数表。毕业实践在佳木斯农机厂,该厂是当年苏联援助的150个项目之一,生产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这种机器我在农场没有看到过,挺先进的。这么好的设备装上工厂内的铁路专线运往阿尔巴尼亚,真可惜。学校应工厂要求改进工艺,老师安排我当毕业设计组长。为了保证正确,计算一次成功,我要求大家一起算,数据一致就进人下步计算。我的计算尺规则大家认为很实用、易懂。老师拍拍我的头,“这个小老师不错,你是咋弄出来的?就是有时懒惰。”

学校有金像试验室,观看了钢材的拉伸曲线,奇异的屈服曲线,马氏体、奥氏体,我们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

在佳木斯期间我们到佳木斯防爆电机厂、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佳木斯煤炭机械厂实习。因为我爸爸在上海机床公司当总会计师,所以我对工厂有些了解,佳木斯的工厂从厂房到设备都比是上海好,比如拖拉机配件厂翻砂都在管道、容器里合成的,所以翻砂车间没有灰尘。我们还乘火车去四马架子(地名)参观一个机械式自动加工车轱辘的设备。发明者也是一个上海来的右派,同学房玉勤好奇把手伸进去,来自满洲里的同学刘福贵没有看见,淘气手欠擅自启动了按钮,把房的手夹住了,右派手疾眼快刹车。

给我们讲课的都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右派知识分子,他们见到我们上海人显得很亲。国家技术上用他们,政治上限制他们,他们命运非常悲惨催人泪下,真是可敬可惜,他们是佳木斯机械行业的脊背。

20145月年我在北京刘福贵家,他还当着同学刘凡、周嬰、董会琴还说“我手太欠,房受伤后我为他洗衣服、买饭伺候他好些天”。

二、我在嫩江地区农学院(富裕县哈川)

76年我毕业分配到嫩江农学院。当年全国农学院都学朝阳农学院,朝农有个张铁生。当年东北农学院在文革时迁到香兰办农场去了,黑龙江学朝农还晚一拍。76年是文革后期了,省里恢复农学院,办2个分院在绥化和嫩江。嫩江院办在哈川,哈川荒无人烟,一个最小级别的火车站,有几个铁路员工。76年嫩江地区11个县,每县支援盖一幢平房,秋天才完工,水泥还没有干透我们就住进去了。哈尔滨的老师都不安心,讲完课就回哈市,只有少数文革时听党的话把家搬到香兰农场的教师由于哈市没有房子就在哈川安家了,其中有后来国家著名的大豆专家杨庆凯。哈川是个风口,一年2次风,一次刮6个月,一排新瓦房,正在办公没注意关门,一阵风把一幢房子十几扇门一起刮倒,没门了。

土地也贫瘠,没有菜吃,杨庆凯老师种了自留地,他的家距离自留地很远,他用自行车驮着2个水桶推着走,用井水浇地。知识在那时是没有用,不挣钱,但东北农学院教授们关在屋子里学习,他们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态度感染了我。有个年轻教师向我诉苦,“哈尔滨在办某某讲座,我在这里去不上,将来要被别人撵上…”

我的领导是关风翱主任(东北农业大学副院长,2013年我还和他通过电话),看我在这里实在没有事干,让我管图书馆,每天整理报纸。但图书馆没有人来借书、看书,那些天天送来的报纸、报刊都是废品。我也怕给佳木斯的北京同学刘凡撵上(刘凡分配去了合江地区富锦县农机厂)我就买了齿轮学、液压机床、公差与配合等书籍埋头学习,但没有实践机会。当年工人阶级管理一切,富裕林业机械厂向嫩江农学院派出了工宣队,队长胥永福是厂工会主席,1947 年参加解放军的老兵,正派、政策性强;还有一个王某,狗屁!自以为教授归他管理,经常胡说八道。胥永福问我“哈川农学院将来是前景不妙,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学点技术,为将来调回南方创造条件”,他说“你思想有问题”,我不明白什么问题?但他毕竟为我创造了条件,经他联系,我可以去富裕林业机械厂机加车间学习。

我每天早上逃票上火车,10 分钟到富裕县,过铁路桥东,由铁西到铁东,步行30 分钟到工厂。晚上抄近路直接穿过铁路,看着加格达奇-北京的列车“呜..”呼啸而过,浮想连天。知青都已经返城回去了,我啥时能回南方?那时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杨某,从小跟琵琶泰斗林石城学艺,76年江苏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在苏州工人文化宫当教师,火车都有邮政车厢,我写给杨幸的信直接投入列车邮政车厢。从富裕回来列车经常查票,看见查票我就往后走,查票的还没到我就下车了。哈川火车站工作人员看到我们都很亲热,当时大家都以为要一辈子在一起了,记得张贤泽老师的父亲在沈阳病重,张老师要去沈阳探视,快车不停哈川,车站工作人员特意亮了红灯,停车2分钟我每天很疲劳,大约有3个月的时间坚持下来,跟老师傅用锉刀挫钢材的平面,锉刀具的角度。(78年一分场的浦文英从牡丹江林业学校毕业来到该厂,浦文英对胥永福很熟悉)

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当年食品都是配给制,我们不算城市户口没有配给,但我们也没有种什么地,没有食品来源,上级领导要来视察了,学校派哈师大毕业吴明义拿介绍信到富裕县政府要求买几斤肉,由于我们学校级别比县政府高,所以这些要求是能办到的,何况来的领导也是富裕县政府的上级。我们一般工作人员就惨了,没有蔬菜、没有肉食、没有豆油,天天高粱米、黄豆汤没有油,这时候我就回忆还是龙门农场伙食好。

齐市或外县来的知青(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来的)隔三差五逃回家去,本来就没有事干。上海知青唐加林对象王静岩是齐市的,他也逃,就剩我一个远方来的知青常住。晚上没有电,一趟房子就我一个人,点个蜡烛看书,看着门外渺无人烟,黑魆魆的一片,就担心野兽。晚上在野地里大便,特意在一群牛旁边,我注意到:牛皮厚,蚊子仅叮咬牛眼眶、鼻孔和耳朵,看着牛耳朵不停煽动着赶蚊子,我感到安全。白天看书后无聊用蜡烛在窗户上撩苍蝇,一撩翅膀就没有了,苍蝇掉在花盆里,我再点上几滴蜡烛油,苍蝇就栩栩如生地永生了,我想将来几千年后很值钱。在哈川我认识了一帮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来自龙江县政府的孙玉晨1965年牡丹江师范学院毕业(退休前齐市师范学校书记、校长),孙玉臣的爱人李玉芝(退休前齐市统计局党委书记、齐市十佳公务员),刚从哈师大毕业的吴明义(退休前齐市审计局书记),刚从东北农学院毕业的依安人王继财(省种子专家),学生杨桂荣(现教授)、人事干部张英等这些人虽然当时都是普通工作人员,但哈川就像我们的黄埔军校,我在东北举目无亲,以后的工作都是他们安排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2013年我在齐市把他们介绍给齐市知青李伟娟她们。

1976年四人帮下台,1977年恢复高考,但农学院的人事处长、死老头52岁的王群就是不让我报名,说国家有文件中专毕业2年内不准报名,这人就是办事死板(2003年我回齐市我们还一起吃过饭,现王群已经去世)。1978年底劳民伤财的嫩江农学院宣布停办,大楼的基础也打好了就地作废了。食堂杀了仅有的一头猪会餐惜别,东农的来的教师全迁到哈市香坊,在香坊重建东北农业大学,地区来的人各显神通,上海人都调南方小城镇,我没有门路留下,因祸得福1986年我直接商调进上海,现在算上海市退休的,他们都没有进上海。(王群地区教育学院院长,已去世)

三、我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嫩江地区行政公署商业局

(一)我在嫩江地区商业技工学校

经嫩江农学院的人事干部张英通路子,地区人事局干部科长刘真非常同情我:“就一个上海人了,我就做工作让他进地区直属单位,弄个齐市户口吧”(30年后知道刘真是一分场齐市知青董桂兰的亲戚)。当时商业局为了安排职工子弟,要办个商业技校,学校地址在齐市四中对面,经人事局刘真介绍我认识了组织部来的刘颖校长,刘颖1947年参加土改,烟抽的厉害,还咳嗽,当时52岁,地委组织部不养人,到点就往外派。一分场齐市知青铁匠张守全的母亲在学校值夜班,张守全曾经特意来看我,在农场我们基本没有说过话。

刘颖说“你能否教《电工基础》课程?”我说“能啊”。其实我没有学过电工就是佳木斯中专学了一些知识。当时恢复高考的大学生没有毕业,缺教师,中专生教正规技校生简直胡闹,同时我也感到刘颖是在帮助我,人事局只能推荐,还要有单位接收,我曾经当面听到商业局一个副局批评刘校长“这个人是你招来的,你要负责”。

我上街买了一本电工基础(大学版),边学边教。看不懂的地方没有人告诉我,全靠我买不同的书自己琢磨。学校一共4个老师,其中:白敬周当年52岁河南某农校文革前大专毕业,她老婆比他小14岁,儿子2岁。我们经常逗他福气好,他却发牢骚说“找老婆不能岁数相差太大,我老婆厉害我受不了..”。白在商业局下属的地区食品公司当兽医,强行调来教高等数学第一册,他也不懂高等数学,戴着这一副坏了一个腿用白胶布粘着的破眼镜在一边琢磨,“操,我的儿子把我眼镜掰了,老婆不让配新眼镜”,我们听了哈哈直笑。小姑娘梁润梅刚从齐市师范中专毕业教算盘和政治,她也不会算盘和政治,虽然是齐市人为了钻研住在学校,晚上挑灯夜学,晚上我睡觉时她屋里灯还亮着,一觉醒来灯还亮着。

我昨天自己才看懂,今天就上讲台。我还到齐市一百旁边的专业商店买了一些电子元件,课堂做了一些实验,如电子感应等,同学反映还可以,居然教这帮比我年纪稍微小一点的齐市知青1年,把他们送到工作岗位,离别那天夜晚我们都通宵没有睡觉,在院子里一直聊,没完没了。我记得他们当中有泰来县委书记的女儿、有龙江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女儿、有齐齐哈尔铁路局处长的孩子。

刘颖校长经常请我去他家吃饭,她老伴和女儿刘丽娜神奇般的能弄出十几个菜,我是两双空空去的,几十年来我一直不忘他们的恩情,每次回齐市我都要去看他们。没有刘颖接受我,我就没法得到齐市户口,也没有我的今天,也是技校把我档案中带文革色彩家庭资料全部销毁,当时刘颖告诉我的是按政策办理的。

(二)我在地区蔬菜公司

一期学生毕业后,商业局的职工子女基本就业,学校停办,我被安排到地区蔬菜公司业务科。计划经济时期,蔬菜、土豆、粉条要按计划调拨的。我记得郴州来要土豆的,没有计划公司没有给,他无法回去交代,又哭又闹的。我刚到就有出差去江苏、上海的任务,因为到南方去旅差费不够花,计划经济各地没有公款接到费,去了要亏损,所以东北人那时不愿去,有人举荐了我,副经理严某会上说“不能让刘去,上海人就想回家,就是不让他去

我跟高经理去龙江县,一到县城,高经理给我一些钱,吩咐给“我买一瓶酒,一些花生”,我又到县委食堂借了碗筷排队给他买了一些饺子,晚上他从县蔬菜公司回来,就这花生喝酒,他拿起酒瓶说“小刘你也来点”,我说“我不会喝酒”,高经理看来很廉洁的,以前我总听说跟领导下乡有好吃的,这是我第一次跟领导下乡,居然没有好吃的。

那时的龙江县好像就三条平行的街,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主街上都是摊床,即摊主把货物放在可移动的货架上叫卖,县政府招待所也很简陋,一般四个人一间房间,屋内没有厕所,屋外的厕所粪便高出地面冻得梆梆的。火车站几乎没有围墙,随便进,上车查票。2007年我重返龙江县是原嫩江农学院李玉芝的弟弟龙江县副县长安排的,住总统套间,房间大、套间多,使我晚上害怕没睡好觉。龙江县都是新楼房很漂亮、繁华,超市跟上海一样商品琳琅满目。县长自豪的说“县里出来个航天人翟志刚,是县里的骄傲…”。

第二天听县公司汇报,介绍他们是迮么完成国家采购任务的,记得七台河煤矿需要分粉条,任务下到嫩江地区。县里文件规定:没有完成国家任务时,粉条一律不准出县(国家收购价格比自由市场价格要低),县里家介绍的做法是:工商、公路、公安在公路上联合设卡,还把任务层层下到乡、村。强行采购,我感到吃惊,但这就是社会。

每天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面的蔬菜公司进出也很高兴,因为很多齐市知青还没有就业,进国营单位更不易,一分场齐市知青机耕队的王隆昌在我们楼下锅炉房当临时工,烧锅炉为我们取暖,看见就叫我“上海人、上海人”他把我名字忘了。齐市的早市那时就有了,有缺的德的事把青霉素打在鱼里。一种夹肉饼很好吃,就约嫩江地区纪检委的上海人缪龙宝科长夫妻一同品尝,上午8点一过早市停止,公园路恢复交通。

秋天分白菜,晚上没分完的白菜像小山堆一样堆在公司门口路上,经理犯愁咋办?我提议“我晚上在这里值班”。东北的秋天很冷,白菜堆上盖着东北防冻一种厚棉被,我裹着大衣在寒风中还冻得我瑟瑟发抖,也没有吃的,好容易熬到天亮,早市有人了..。白天我去睡觉了,中午有人敲门“高经理请你去xx饭店吃饭”。那年头搞完秋菜要会餐的,费用摊入菜的价格,即得秋菜者承担费用,在一个饭店里摆了4桌,我记得当时一桌25元菜就非常丰富了,看见我到了高经理拿起酒瓶说“我到了后看到没你,我就说小刘值了一宿班,吃饭怎么没来,某某你去叫他,等他来了大家再吃,来..来,大家动筷,庆祝今年秋菜结束..”。

(三)我在地区商业局基层科

商业局在龙沙公园旁的行署大院内五楼,行署那个房子在当年是很气派的,外墙镶着很大的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当年地区大院里汽车很多,都是吉普没有轿车,轿车底盘低下乡不行,局长都步行上下班,各局的车只有下县用。各局、委、办没有会计、出纳,下乡费用报销局长签字,行署总务科要严格核对,没有贪污舞弊现象,局、委、办领导都是土改干部,地委书记是八路军,办事严谨。

基层科科长王中(化名)跟我同岁是个退伍军人,拿出一些书扔给我,“自己看看,少问”,他拿起乒乓球拍走了,午休后他进屋拿来一个盆给我“去、去给我打热水去”,我要从五楼下到一楼打热水,心里不服但不敢不去。别人告诉我“他什么也不懂,却是最年轻的地委党委委员”。我们下县回来就要汇报工作,他逐条记录、提问非常详细。我自学商业买卖、毛利、净利,以及会计学,从工业转经济,我要生存必须改行,从此也我知道机关都是文斗,机关看上去很文明,尽管放在办公桌上10元钱没人会拿走,但都怕别人超过自己,当面说好话,背后说“他怎么不行..”踩着被别人的背往上爬。企业不是这样,我听靳启东的母亲讲“启东的姐夫在糖厂当车间主任,午饭带的饺子,被别人偷换成高粱米饭了..。”

当时知青就业是政府重要任务,各行各业办商业业务上都归商业局指导、批准。地区有11个县。比阿尔巴尼亚都大,东边到克东县,西到龙江,北到讷河、南至泰来、泰康。我们科里一共5个人都独立下县调研,回来写调查报告。那时县里的旅店、商店都是国营的归商业局领导,我们去了就安排到旅店后屋吃喝,菜管够,我不喝酒,县局领导说“地区局的不喝酒哪成?你是新手拜我老师就一口闷了”,我无奈闭眼下去了,也不醉,后来我知道我是天生的3两不醉。坐在后排给我们不断上菜、盛饭的当地知青,是没有吃的资格,我很惭愧。那时肉、鱼都凭票供应的,科里这些人都很乐意下县。

一篇篇商业调查报告就这样源源不断的写出来,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王中科长后来当上市xx局书记,90年代我碰到原地区纪检委的上海老乡缪龙宝,她告诉我“王中拿了别人4万元被双开,齐市纪检委处理案件时很严格的”。2003年在齐市又听说“王中没有生活来源,在富裕养貂失败,忧郁不振,死了”当年那么一个璀璨的星就能这样凋谢了。

所以我在经济工作中警钟长鸣,在上海市重大工程实施监理时,我审核出甲方代表政府已经盖章同意、合同已经签订,但违反了有关国家法规、或者合同内容不实,应予核减的资金经常上千万,我把证据交给甲方,甲方没有一个敢再支付的,所以诱惑不少。房子、汽车、有人说“我跟你交个永远的朋友”要我放他一马,但我牢记:受贿被查后日子不是人过的,要死的。我还被评过“上海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市级记功(局级先进)”。四、我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嫩江地区行政公署统计局

1982年原嫩江农学院的哈川老同事李玉芝大姐问“你到我们统计局怎么样?我去找局长谈”,我很高兴,那时她是局人事、后勤科长。几天后人事局口头同意了,没有调令叫我去统计局上班,统计局当时只有6个人,人手不够,我上班一段时间后传来“编制委员会不同意给统计局增加编制”,我上下两难了。李玉芝大姐跟强局长说“我就天天坐到编委,看他们怎么样”,局长同意。过几天李大姐笑眯眯的说“编委同意给统计局增加3个编制”,局长也很高兴。

(一) 深动的一课

强志仁局长14级干部,1945参加土改,没有听说上过什么学,但文笔很好,办事认真、对人和蔼可亲。家里老伴没有工作、儿子小平患癫痫病很重,家里住破平房,晚饭一家人就一根黄瓜拌酱,外加高粱米饭。过年我没有回上海,初一他请我补吃年夜饭,菜很丰富,但就我们2个,他把孩子、老伴都打发走了,我吃了掉泪。

那年不知为什么,行署居然盖了3幢住宅,是文革后第一次,土地是行署招待所的,地委直接分配给强局长一间2室一厅。大家都挣,因为下一波再盖房不知那年那月了。强局长说“王科长有2个男孩比他困难,要让给王科,劝的人不知多少,我也劝“你让房子,以后不盖房子怎么办?”

强局长严谨的工作态度、对人长辈般可亲,在那样困难的家庭条件下坚决把房子让给别人,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三十年来我经常讲“确实有这样崇高精神境界的土改干部,让房子”。2007年我去看他,他的住房只有21厅,很旧,老伴摊在床上,儿子小平患癫痫已经去世,同去的朋友告诉我“强局长享受市长级待遇,但很经济上困难,你不要买东西了,直接给些钱”。去年我去齐市强局长已经去世,但我心里的强志仁永存。

(二)受教育的一课

我的科长是个很阴的人物,当年47岁,他就是算盘打的快,其他不会,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任何知识,他经常在背后局长面前告别人状。有个50岁的女同事杨珍,统计师已经通过了,当时由于涉及加工资所以要省局批准,科长星期天来到办公室悄悄给省局他要好的秦副局长打电话,那年头老百姓家没有电话,只有市长、地委书记家才有电话。我和大学生杨志伟住办公室,他无法回避开我们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杨珍这个人你不要准,这个人”,回头恶狠狠的跟我和杨志伟说“你们不许告诉别人”。杨志伟跟杨珍面对面办公,杨还经常教他,所以他告诉了杨珍,杨珍就找局长“是你们局领导说了算,还是王科说了算?”局长只好给省局打了电话“王某不代表局里意见”。王科长认为我也参与中间,以后就处处整我。(杨志伟现在时省国土厅副厅长)

科长的儿子王小兵(化名)本来就是小流氓,不够当兵的政审条件,王找人把他弄到省武警总队当兵,当监狱看守吃不到苦,不久王小兵回家探亲在嫩江边王和另外2个小流氓轮奸一个富裕县买鱼的女孩,还抢了人家的鱼,王小兵穿着军服。正当严打时期,齐市公安局当天就破案,原因是:有个小流氓作案时叫了一声“小兵”,公安局就查找齐市当兵的人有无叫小兵的,果然找到照片经被害人认定。王时年刚过18岁算成年人。1983年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国家实行严厉打击,要求从重最快,迅速扭转社会治安,不开庭审理直接判决,一月后在齐市工人文化宫广场开公审大会。上级通知“市公安局当天会去人在他家门口蹲守,但进房间里看护王科长夫妇由统计局派几个人去”。局里安排我在广场参加公审大会,安排司机孙有山收尸,我局没有大车,他事先借了地区建委的卡车。公审大会那正是恐怖,宣判前罪犯事先都不知道判几年,但王小兵知道,因为他是哈市某监狱的武警,给他上脚镣时就知道死刑,他告诉去看望他的哥哥“我要走了,今后爸爸妈妈要你照顾了”咬破手指在一个白背心上写了这几个字,让哥哥带回家,我也看到了。齐市法院院长每念完1名罪犯的判决,武警马上给该死刑犯脖子挂上打有大叉的姓名牌子,王很平静,有的罪犯一听死刑马上嚎啕大哭,32个人全部是死刑。车队要去刑场了,车辆需要错车排队,前面是架着机枪的军车,后面是32台大卡车,每辆卡车上4个武警押1个死刑犯,后面是30多台小吉普车,最后又是架着机关枪的军车,随着一声“出发”车队鱼贯而过,全场数千人却鸦雀无声。王小兵家就在工人文化宫东面的《地区电影院》傍,我看见路过他家时王小兵抬起头张望,2个武警把他头轻轻揿下去,他表现很服从乖乖的再次低下头,没再抬头,我至今还奇怪去刑场了,他想看一眼家,为什么还这样老实?和王同案的一个小流氓,哭得站不起来,武警拿了个木条包装箱让他坐着,错车时俩台车接近了,我看到他俩互相对视。

我深刻认识到公民必须守法,对孩子不能溺爱。

(三)1983年度黑龙江省统计局专业第一名,奖金40元。

我为了生存努力自学统计知识,我负责嫩江地区11个县的物资统计,那年头计划经济,具体物资如钢材、木材、煤炭等的库存、月度消耗统计直接影响国家物资的调配。我经9省市统一考试,参加了黑龙江商业大学的统计函授班。我还不断下县下企业了解统计过程、统计台账的建立,检查、指导县的统计质量,各县来电询问库存、在途等具体问题我对答如流,成了11个县公认业务能手,省局韩处长很喜欢我。

我记得富裕县局长请我吃饭,那时没有公款吃喝,刘局长自己掏钱抢付,你来指导工作我们欢迎。

我们副局长高凤岭(去世)是个毛驴脾气,当时机关编制很紧的,珍贵的名额让我占了,可能是因为我是强局长调来的,所以处处挑毛病,我很冤枉,我经常哭。一次冬天晚上9点多了,他喝醉了酒来到局里要我陪他逛龙沙公园,他说“家里杀了个鸡,我进门一看有鸡杂,就想喝酒,儿子说要大家吃,我气得把饭盆打翻了”。我写的统计工作布置和上报省局的调查报告,经高局长改动,总是一逗到底,都是逗号,段尾是个句号,省局嘲笑我,下面县里开我玩笑,我也哭过。

1984年底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院内会议室,统计局高悬“黑龙江省统计局1983年统计工作表彰大会”。全省各县、市统计局;省政府直属各委、办、厅;中央驻省机关、企业统计工作者都参加。我坐在下面,突然听到“物资统计第一名嫩江地区刘年华”,我的11个县伙伴站起来纷纷鼓掌,我也高兴这是11个县同伴配合,是省政府的表彰,我请11个县同伴聚餐花了那40元奖金,那时我工资才36元。

省局得奖的文件发全省后,高局长当我面说“你不该得奖的,省局给你了,我们其他同志该得的却没有,省里太不像话了”。我很生气,正好要布置1984年统计工作,我在会上提出“高局长,这次1984年年报通知的一逗到底不行了,我丢不起人,要求变更”,会上我们争论起来,我把他修改的稿子给全体职工看了,大家都偷笑,我随手我把40元奖金扔给他,强局长已经离职,王局长一把手不让我发言,宣布“散会”。

李玉芝去找王局了“太欺负人了”,第二天王局来看我“我刚到任,你给嫩江地区争光,给我争光,40 元你拿着,那个会议通知我给你改了,赶紧下发”。

省局韩处长张罗让我来省里工作,省里来了调令,调我去建设银行黑龙江省行分行报道。

19852月我接到<黑龙江省人事厅>调令,我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当时正值嫩江行署与齐齐哈尔市政府机构合并,年报正忙,我坚持做完年度报表,市局过来的郭科长对我这种境界评价很高,李玉芝也说“好,做人就要这样”,我5月去省城报到。

五、我在黑龙江省政府

(一)省统计局物资处长老韩

韩处长是个土改老干部,时年55岁,她爱人老梁是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学生,918事件日本侵占沈阳后他去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来到东北参与创建东北民主政权,是省顾委委员,我去他家,老八路很客气,只是身体不太好(90年代去世了)。

2013年我到哈尔滨与我岳母同去看望韩处长,住房还是30年前的21厅和11厅,老韩住11厅(1个女儿住旁边的21厅)楼梯铁栏杆锈色斑驳,走廊墙上都是小广告。敲一阵门韩老才开门,进屋看见老梁和孙子的大照片,韩说“天天看这张照片,就像看到老梁”。我问“怎么还住这破房子?”,他说“我现在享受副厅局待遇,省政府盖了房子,我排在现任厅级长后面,160平方房子,个人要出xx万,我哪有钱…”,“我割了一个肾,现在也不下楼了,房子也不装修了,等我死了再装修吧,局里也不去了就在家里写写字,我经常跟你们上海老乡小姚(当年省局上海知青)通电话”,看来老人的现状心里一阵酸楚。

(二)我在省建行计划处当时建设银行是财政部下属单位,从事基本建设的拨款管理业务,拨款是政府行为不回收资金的,建设银行在省里归财政厅领导。省建行在中山路123号,对面是哈尔滨工人文化宫。省行机关当时有200职工,省行计划处2个处长、2个科长还有4个职工,资金统计这块科长刘铁彦、我和小姑娘马红,计划科长庞秀生吕小莹杨静,与在嫩江地区不同的是:我在省里面对各市了,不直接跟县联系了,比以前高一档次了。(庞秀生现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马红、吕小莹和杨静黑龙江省行处长均退二线)。

刘铁彦科长是辽财83年毕业的,给我一些资料说“好好看看,看明白了,建行的业务就熟练了,不明白问我。”计划处没有勾心斗角的事,2个小科长都很年轻友善,现在一个是国家副部级干部、一个是正厅级干部,我赶紧学习银行内部会计制度,因为是跟下面各市分行接触,不是跟企业,有不明白的就问几个辽财毕业生。

省行计划处还有一个好的特点,打歼灭战,统计没事了都去计划帮忙,计划也来帮统计都是自觉的,处长带头星期天加班。上海支行就没有这种自觉性、团队精神,工作完不成,科长、行长在打扑克,没有人帮助,这就是基层。

一次审计处长带我去佳木斯审计,住在佳木斯宾馆吃处长灶,宾馆根据省里来人级别安排伙食,也就一人一小份不够我吃的。我去佳木斯工学院就(旧)地从游,学校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昔日的同学人去楼空。在佳木斯松花江边远眺佳木斯造纸厂飘来难闻气味,我跟处长说“这是国家最大的新闻纸造纸厂,什么时候能改善污染?”处长说正在启动造纸厂改造计划。

在省行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和她父母,父亲1940年在上海参加浦东游击队,同年转新四军六师教导队,在阳澄湖、茅山打击日寇5年,1945年时已是苏南新四军副团级干部,1958年由于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付行长位右倾下放黑龙江财政厅付厅长、厅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跟我说“我经手的钱几亿、几十亿,但我家没有钱,我只有我女儿的文凭”。岳父母家里的家具都是解放上海时实行供给制国家发给的,破破烂烂上面还有“华东财办”的白漆小字。

(三)利用同一单位不同部门的报表矛盾来审核报表

那年计算机房的年轻职工哈建(计划处职工)自编了个统计程序,输入数据就回自动分类汇总,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量。我根据基层工作的经验提议:

1)利用同一单位不同部门报表的矛盾来审核报表。把各地市行报省行财务处、计划处相关数据如年初数,期末数、电报来的等关键数据事先输入电脑,利用报表的平衡式检查下面各行报表的正确性,当年信息传输不发达统计报告日是20号有前瞻性,会计报告日是月末,但期初数应该一致,期末数有差异,如果差异很大必须说明原因。

2)采用当日面审的办法,各地市行送来报表的一律不准当天回去,住一天。

3)我和马红商量输数据的速度,每天安排几个地市送报表。

下面行报表来了后我们俩一个输数据、输完交一个审核,流水工作。我在基层工过,知道有统计是凑数据的,这么一来根据表的平衡要求,当时就发现问题,记得黑河地区行的答不了逃回去了,我们就电话追过去找行长,下面说我好厉害啊。我非要改变不把统计当回事的状态,年报没几天就完成了,处长很高兴,后来我档案要转上海,周处长请马红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出来放进档案,马红给我看了。

六、我调回上海、拿到上海财经大学夜大毕业文凭

1985年底我正在做省行年报,我妈来信告诉我“没有结婚的干部编制知青可以回到上海,已经按程序已办好派出所证明、静安区教育局证明,现需要黑龙江意见”,我偷盖省行计划处的公章给上海市静安区人事局寄去。1986年春节前接到静安区人事局商调函,让我到静安区业余大学报到,李金凤副处长说“晚上大家都去车站送行,大家都去…”,记得大家都去了,是庞秀生送我上了火车。

我户口回到了上海但留下了对黑龙江的深深眷恋,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黑龙江,黑龙江培养、养育了我,再见黑龙江。

862月我到静安区业余大学胶州路605号报到,与我相同情况同时来到静安区夜大的知青有3个,一个女知青齐市水利局的,一个男的来自江西省。一分场上海知青朱开元的姐姐朱蓝和我们同在教务科,她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学校情况和工作,也带我到静安医院看病,因为我对上海不熟悉。

学校也不太平,教师、孙泰深校长(去世)把教师比作鸡、我们职工是鸭,开大会校长说“学校是鸡和鸭关在一起,要向鸡倾斜,鸡是上帝没有错的”,我担任文印组长,星期天也来做事,但有些老师总是挑刺,我母亲、姐姐也是教师,我感到教师在外面总是说“社会地位低”,实际个别教师欺负职工也很厉害。(看来我的回忆原一分场知青、静安区教育局的周立芳告诉我,孙泰深已经去世,我很吃惊,当年他55岁,身体很好的,现在也仅83岁,我现在已经63岁了。)

由于我在黑龙江商学院函授没有毕业,省教委给了我一些国家教委文件,文件规定:知青如果正式考试上成人大学的,如工作需要调动可以进入调入地继续学习。我在业余大学工作,可是学校就是欺负你不让你读书,作梗的就是工会主席教师陈某“来工作的读什么书啊”。

我到陕西路高教局反映,几个女的工作人员就是不管,折腾了有1年。我写信给上海市文教副市长谢丽娟,没有回应。这时我看一个报道,一个中国集邮爱好者给德国总统魏德曼写信要他亲手签字的首日封,魏德曼寄来了。我再次写信给谢丽娟副市长“我说共和国的市长不如德国总统,不回信,国家政策不执行”。过来一段时间上海财经大学总校教务处给我来信,让我带黑龙江原件去昆山路财经夜大见面,教务处领导接待说“谢丽娟市长非常关心你,批示对于这样一个在边疆工作18年的回沪知青上海要给与帮助,安排最好的学校,决定要上海财经大学接收”。

财大老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尽快完成学业,他们说“你年纪也大了,黑龙江学过的课这里承认,但开课次序不一致,如果插班到不同的班级采用学分制,早一些毕业。问题是成人大学每考一门课总给与一定的间隔时间复习,你在不同的班级上课,可能上午考一门课,下午再考另外一门,你行吗?”我回答“可行”。同时我又提出“业余大学是成人工作需要来充电的,我马上调上海建设银行了,能否不学统计,改学一些基本建设经济学”,财大都破例当场同意,我想多好的谢丽娟副市长,我错怪了她。

从此我每天下班6点准时骑车到昆山路上学,晚上930下课回家,风雨无阻,同学中我年纪最大,挺不好意思的。当时正是上夜大热,考入财经夜大分数很高的,我占了便宜。财大老师认真,缺课几次就取消期末考试资格,有个同学把一个公式写在手上进考场,被监考看见,驱逐出去,当年不补考,2年后来补考,我们都在场。期末考试老师不给复习范围,有的学生讲怪话,老师在课堂上答复说“我们教师是尊重知识,不懂社会关系,也没学过,我今年58岁了是个副教授,但我还要更上一层楼,争取评上正教授,我希望你们将来做得比我更好,考试没有考试范围,教材就是考试范围”。

有几次我下午考完,第二天早上考另外一门课,我晚上一夜不睡复习。我后来有几门课听不懂,坐在课堂里浪费时间,下课还要自己花时间看书,不划算,单位工作要完成。我采用课前花一小时预习教材,上课就注意自己没有看懂的部分,基本上老师讲的前面80%能听懂,不需要再看书了,还有后面20%回家看一小会书就可以了,节约了时间。

1年半我毕业了,按学校规定,成绩单可以附在毕业证书上,也可以不附,老师说“你的成绩都很漂亮,你的成绩单附在上面好看”。19892月我拿到了盖有上海财经大学校长金炳华的红色“上海财经大学毕业证”,时年38周岁。

七、我自学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1987年在上海建行第四支行,我在综合科管理建筑业贷款合同,审核业务科的建筑业贷款,我跟行长建议:综合科不应该在办公室审核,应该能到企业了解贷款使用情况,得到支持。下企业必须对会计制度很熟悉,当时财政部出版了新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我就自学,那时也没有电脑,只有买不同的书来理解。余行长有几次吃不准的贷款就会叫我到企业看看,综合科不直接贷款是第三者,回来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意见即“同意、不同意以及理由”供他参考。

当时是计划管理体制四支行管理的机电、冶金、仪表、化工、航空、公安、安全、交运等十几个局国家基建拨款、贷款都必须由四支行办理,包括梅山。1989年上海掀起房产热,都成立了住宅办,也有成立住宅建设公司的,财政部出版了《房地产企业会计制度》,当时国企都是资金平衡表的收付平衡制,新制度是权益分配制,我立即钻研。年底支行组织32个房产企业、住宅办财务处长、科长开会布置编制年表,有一百人,由我讲解制度、编制方法、答疑,老会计们都很认真,我很受欢迎,都以为我是老会计。

建设银行有财政职能,我参加了历次《上海市财税物价大检查》直至建行结束财政委托职能,有几次分行指定我为财税检查组组长。我软硬不吃、同事传话的、财政部门说请的一概不与(予)理睬、甚至与财政分局顶牛(建行本来就是财政局分出来的老同事之间都熟悉)按政策办事、严守纪律,我直接开(上海市财税物价大检查财税缴款单)四联单。

八、中国第一批注册造价工程师

由于工作需要,从1988年开始,接触造价审核工作,科长王锐给我几本85定额,“自己去看,不明白的可以问我,但是设备安装我也不懂,别问我”。王科比我大3岁同济本科毕业的,是我启蒙老师,四支行原来就他一个人从事该项工作,忙不过来,他挑了我和金培全。王锐告诉我“我原来是码头工人抗包的,恢复高考那年,已经有2个孩子了,儿子很小,四个人住一间很小的房,为了不影响孩子,我大热天晚上躲在八仙桌下面通宵复习,桌子四周用毯子围起来不让灯光透出来,汗如雨下,都要虚脱了..,儿子大了写作文提到这件事,学校老师特地来问我,是否有这事?”王锐的学习精神令人敬佩,现在他快70岁了,还是虹口区老年足球队长。

那年头工程消费的钢材、木材等几十等材料要手工汇总,金培全在插队时自学计算机和数学,也挺厉害的,他编程把定额消耗量都输入电脑,后来我只要和金培全合作,什么样的大工程都能干,永新彩管、上海汽轮机厂、市公安局总部大楼、安全局总部、上海水泵厂,上海电焊条厂、上无四厂、大中华橡胶厂、上钢集团不锈钢工程等,直至1996年。

1997年国家建设部、人事部联合组织第一次注册造价师全国统一考试,我记得3月出考试大纲教材、57月培训、10月考试。当时各大专院校还没有开设造价管理专业,所以学工程建筑的不懂会计、统计、经济合同、法律,我占优势。

几本教材很厚,图纸计算工程量我没问题,有佳木斯机械中专制图的底子加9年的实际工作,材料学也可以,建筑经济方面问题不大,就是施工组织设计,和计算机方面,工程道路桥梁没有学过,也看不懂。我计划35月通读一遍,57月培训等于答疑,79月再通读一遍,相当于三遍通读,10月考试就没问题。

时间肯定不够,我想起在财经大学夜大学习时预习的办法:那时我正好在上海地铁3号线指挥部负责全线征地拆迁跟踪审核工作,上海铁道学院的几个大学毕业生称我“刘老师”。国家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从事造价工作2年以上、大学本科5年、大专8年,他们不能考试。我分配张三“本周帮我看几页书,看完在20分钟内给我讲明白”,李四看另外一本书若干页,同样20分钟,每周依次往后循环。他们2个小孩说“你叫我们一声老师,我们就教你..哈哈,你门槛太精了”,我立马向他们一一鞠躬“老师、老师”。有些经济方面的给我姐姐的女儿,她刚财经专业本科毕业,也限定时间,这样我回家抓紧看建设经济的计算题,通宵达旦。

我的计划很成功,我跟爱人讲“下一次苦功,比没有把握去考试,形成马拉松要强,没有把握不去考试”,我有个同事连续考了10年才考出。

考试信心十足,每课都提前一小时做完,我不离开考场,因为文件规定不是60分就通过,是按照国家每年需要量定的百分数通过的,有人说是10%的人能通过。所以一定要高分,我一遍一遍复查,实在查不出问题了就按考卷上的得分标准给自己打分,凡是没有把握的分数都视作零分,所以考试结束我跟同事讲“我通过了”。

我拿到了建设部、人事部发的建(造)01310000083的注册执业资格证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造价师,在上海序号第8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执业资格,那年我47周岁。

以后我又经办了黄浦江徐浦大桥(22亿)、合流污水二期(48亿是我最大的项目)、轨道交通3号线前期、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浦东铁路、中科院植物所、药物所、有机所、临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宝钢大厦装修等项目为国家节约不少资金,获得过上海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市级记功我很高兴。

20148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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