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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知青精神的思考  

2013-08-28 23:02:36|  分类: 热点聚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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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钦(原闽北山区插队福州知青)


 这是一个很难落笔的沉重话题,因为涉及面广,意见分歧大。关联到一千多万上山下乡知青,自从知青文化诞生那天起,就始终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即“有悔论”和“无悔论”的争议,相左的“两轮”存在,必然影响到知青精神、知青文化主旋律的确定与提炼。

 进入人生秋天的知青中的部分文学爱好者,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根据各自上山下乡的经历,以文字形式留下历史,告诉后代,这是历史和社会责任的担当,但要告诉后代什么?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文艺作品的主旋律是什么?似乎都到了必须明晰的时候了。

 作为老三届知青的一员,笔者认为只要平心静气以实事求是态度来认真回顾历史,分析分歧的原因,是能够找到共识的。综观历史,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存环境,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每一代都有人勇立历史潮头,玉树临风破浪前行。但作为前后持续时间长达10年之久,一千多万知青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汗水洒落在广袤大地上的这一壮举,不能没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和自己文艺作品的主旋律。

 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是没有结论,有来自官方权威的文字记载和会议纪要,也有来自民间的口口相传以及各种知青的文艺作品。有人认为,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错误的、是文革的继续,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知青上山下乡,花了三亿人民币,买了三个(知青、家长、社会)不满意。而且上述理由成了当年取消继续动员知青上山政策和同意知青返城的理论依据。但也有不少人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方向是正确的,文革前就倡导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缩小城乡三大差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举措。现在还仍然鼓励与倡导,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结论反差之大,使得知青精神更加扑朔迷离,难有定论。但实际上又在许多知青的回忆文章、文艺作品中跃然展现、呼之欲出。这似乎是一件很矛盾很纠结的事情。因此很有必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同样是知青上山下乡,文革期间与文革前以及现在仍倡导鼓励的上山下乡,有哪些异曲同工之处。

 首先,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的事件。笔者曾以《特殊年代特殊产物》为题,文章发表在《福州知青》第6期上,对此进行过详尽的分析。其特殊性在于当时正处于文革期间,形势相当严峻,停课多年以后,老三届在校生若不离校,继之而来的弟妹无法入学,按当时的国情老三届生的去向唯有天地最广阔、容量最大的农村;其特殊性在于当时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社会需要稳定,这一大批学生逗留在城市无所事事,徒增不安定因素,以及城市和家长的负担。因此上山下乡成了唯一的出路;其特殊性在于开始也只是一种号召,后来竟变成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政策,以接受再教育为名,把所有的在校生一刀切一锅端,统统“动员”到农村去,个人别无选择。因此有人认为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继续,是红卫兵运动的恶果,是上千万人从城市到农村的大迁徙,不无道理。倘若没有文革怎么会出现这种特殊的现象呢?由此而来的诸多后遗症也就在劫难逃了。

 其次,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老三届学生对上山下乡接受程度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有激进的,慷慨激昂,写血书表决心:“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干一辈子革命”;有高举红旗,扛起背包,徒步长途前往目的地的;有把条件更好的地方主动让给别人、自己宁愿到更艰苦更偏僻的地方去插队落户的;也有消极被动的,哭哭啼啼,屡经动员,不得不硬着头皮,顶着巨大的压力而去的;然而更多的是受文革前学校思想教育的影响,以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荣,积极响应号召,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滚滚巨流,自愿报名而去的。

 第三,到了山区农村后的表现也不尽相同。面对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的巨大落差,劳动的艰辛,离乡背井的愁楚,有的知青既来之则安之,很快融入了当地社会,和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有的积极发挥文化知识的作用,苦干加巧干,成了技术能手、生产骨干、艰苦创业的带头人;也有极少数知青表现得很另类,人在农村心在城市,有工不出,游手好闲,鸡偷狗盗,与农民格格不入。

 第四,后知青的发展际遇也各不相同。有的在当地提拔当了干部;有的入学深造成了后来的科技、教育人才、政府官员;有的经商下海,成了企业家、社会名流。然而更多的是一般的工职人员,有的还面临下岗失业,有的甚至至今还是农民。林林总总,同样上山下乡,一路走来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发展结果,留下了太多的个人恩怨和对人生的思考。

 存在决定意识。上述这些极为复杂的实际情况和差异,而产生了认识分歧,看法不一致是很正常的。要解开这个死结,取得相对一致的认识,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

 第一, 把文革期间的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及现在鼓励

倡导的“上山下乡”分开,作为特殊年月特殊产物来对待。

 第二,把文革期间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与知青本人分开。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同文革一样是由国家高层领导决定与发动的,后来又上升为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来推行,以致被后来的历史所否定,错在国家、错在高层决策者,而广大知青是无辜的,没有必要去为这个错误担责、背黑锅。

 第三,不能以个人得失、个人发展论是非。作为知青群体与共和国同命运,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每个知青应为曾经的参与而自豪,为曾经的付出而光荣,不要因个人的际遇而自我否定,进而又否定了广大知青群体。如同当年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那一代人那样,不能苛求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功成名就、肢体完整。祖国没有因此而否定他们的贡献,后人没有因此不对他们的经历肃然起敬。

 第四,看主流,看绝大多数的知青的表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广大知青用自己稚嫩的双肩挑起生活的重担,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他们心怀祖国,为国分忧,面对人生的困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顽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命运抗争,在条件相当艰苦的农村咬牙硬挺,传播了先进文化,促进城乡交流,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同时广大知青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体验,对国情、社情、民情有个更加深刻了解,所思所想更加成熟坚定。因为有过知青生活的经历,这一代人总体上以能吃苦、肯担责、讲奉献为社会各阶层公认。这也是至今人们怀念知青,肯定知青精神,学习知青精神的原因所在。

 笔者认为,对于文革期间长达10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结论,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这场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蕴含着各种矛盾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就一定值得肯定;二是广大知青面对困难勇往直前,成了传播先进文化的使者,加强城乡交流的媒介,促进农村面貌改变的带动者,所作所为的作用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大胆肯定。我想答案不言而喻。

 什么是知青精神?笔者认为应包含这三个方面:一是为国分忧、顾全大局、勇于实践与探索的奉献精神;二是与广大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三是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其精华所在可简而言之为:奉献、创业、拼搏精神。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能够和最广大人民紧密相联,同甘苦共命运,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正是知青精神对后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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