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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杨木林中的老杨  

2013-05-24 22:19:37|  分类: 回忆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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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勤


老杨的大名叫杨兴隆,据说是江苏扬州人氏,凡是二十三团工业一连和二十六连的人都会说:“我认识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杨兴隆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且是知名度极高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见到杨兴隆是在一九六九年初冬的一个子夜,是专门在杨兴隆家附近站岗时有机会看见的,是指导员亲自交代要严密监视杨兴隆不能让他报复杀人时有机会看见的。

在朗朗的月光下,大约十一点半左右,我与另外两人站在了离杨兴隆家不到二十米远的栅栏旁,六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杨兴隆家门口。

一会儿只听门“吱”的一声响,从漆黑的门洞里走出了一个人。他身材魁梧,个子不高,披着一件短棉衣。他走到院子的南面,左手向腰间一插,仰头朝着月亮望去,一动不动。

班长立刻把我们两人往下一拉,我们立刻蹲了下来。他按住我们的肩膀说:“不要傻看,看他有没有带着斧子,如果发现有斧子,我就立刻去报告指导员。”

我们轻轻地站了起来,六只眼睛的光一起射向那个人的腰间,因距离稍远看不清,脚步就慢慢地移动起来,一步一步地向那个人的方向轻轻地过去。

我们是绝对地不能发出声音的,如果他发觉我们在监视他,他狗急跳墙,向我们发起进攻怎么办?听说他还有一点小武功,石狮玩得很好。

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方方正正的,嘴旁嘟噜着横肉,真有点刽子手的形象。也许我们年轻,火力旺,深夜的寒冷我们竟没有觉着,只是看着杨兴隆。杨兴隆象一座雕塑,稳稳地站在那里,不时的向天空远望,不时地叹着沉重的气。班长说他这几天天天如此。

我们两个小时的站岗时间到了,我回去找人来换班,这时才感觉到天空中飞来的一股寒气。

杨兴隆是反革命分子,是我刚到这个连时就知道了,而且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分量该有多重!

那他怎么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呢?那还得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中期说起。

作为一个边境地区的小小砖瓦厂来说,同样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的战火,造反派、保皇派作为当时八五九农场的两个政治力量在整个八五九无所不及。当时的砖瓦厂离场部较近,造反派、保皇派都到砖瓦厂来串联,各自发展自己的力量。

杨兴隆就在那个时候参加了保皇派。理由很简单,一是自己出生苦,虽然没有当官,却是响当当的“红五类”、老革命;二是八五九农场场长是个好场长,因为,职工在路上行走,场长在吉普车上看见了,就会叫职工上车,询问在什么分场工作,然后把这个职工送到分场。

杨兴隆是一个“钢杆”保皇派,只要有人说场长不好,他就去评理说场长好,因为他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不会用理论来还击,只会骂人,而且骂得很难听。也许因为杨兴隆有点武功夫,有点蛮力,砖瓦厂的造反派都见他有点怕,没人敢和他武力交手,只能背后恨他、咒他。

造反派知道,杨兴隆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力量和气候,但是,只要有人一提起杨兴隆,造反派都头疼,影响他们造反夺权。于是一个阴谋开始酝酿了。

杨兴隆没有文化,不会写字,说话都断断续续,写自己的名字都是歪歪斜斜的,这是我在二十六连时亲眼所睹的。据说杨兴隆有一个叔叔,是一个什么师长之类的,因杨兴隆家里很穷、很苦,是个地地道道的贫雇农,便跟随叔叔当兵,由于作战勇敢,也得了不少荣誉,后与叔叔一起转业到北大荒,来到农场,不久叔叔病逝,加之杨兴隆没有文化,自持出生好,又有战功,只会骂人,因只有力气,在砖瓦厂做些出力气的活。我想,如果杨兴隆的叔叔还健在、杨兴隆稍有一点点的文化,那他的命运将会是怎么样呢?

但是,一个阴谋已经开始向他袭来,也就这个阴谋使得杨兴隆及其家人命运发生了质的变化,是他永远永远也想不到的变化,是他后半生不能为之左右的变化,是他灭顶之灾的变化。

在一个即将春节来临的日子里,一个天空朦朦的傍晚,一个人见杨兴隆身边无人,就走到杨兴隆身边,轻轻地对他说,“老杨,指导员说你工作很好,叫你晚上七点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和你谈谈。”杨兴隆虽然干的都粗活,但确实很卖力,用他的话来讲,工作,就要好好做,要对得起党和毛主席。杨兴隆很难得到表扬,今天指导员叫他去,以为是给他换工作。杨兴隆回家与老婆说了,饭没吃,就向连部走去。

天是那样的黑,风是那样的紧,只有连部的灯还微微的亮着。他轻轻推开门,见屋里没有人,就先把炉子桶了桶,一股红红的火焰直冲杨兴隆的脸。杨兴隆盖好炉盖,就走到办公桌前,见桌上有一张纸,一张不大的纸,一张决定杨兴隆命运的不大的纸。

杨兴隆不看则已,一看灵魂出窍,那纸上赫然写着“打到毛主席”,一张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标语。字写得不规范,大小不一。杨兴隆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几个字可以说是无人不识,就是三岁孩子都能认得,但是没有人敢出声念出来的,除非他过得不耐烦了。

杨兴隆用哆嗦的手拿起了这张判决自己命运的反革命标语看了起来。也许,这时杨兴隆想到的是,谁敢这么写,王八蛋,竟写到毛主席头上;也许想到的是,真有阶级敌人或反革命,抓住了我一定要打烂他的嘴巴子解解恨;也许想到的是,是小孩子搞的恶作剧;但是,就是没有想到有人会说杨兴隆自己写的。

再也没有时间去想了,几个人蜂拥而入,直奔杨兴隆。一人抢下杨兴隆手中的这张纸,大喊一声:“好啊,杨兴隆写反标。”还没有容得杨兴隆说话,那些人就把杨兴隆捆绑起来,立即押到造反派办公室审问。

“杨兴隆,这反标是你写的吗?”一个年轻的头头问。

“我不知道呀,是哪个王八蛋写的?”杨兴隆骂道。

“报告,我们进去看见杨兴隆拿着这张纸。不是他写的是谁写的?”一个造反派答。

“那么,谁最后离开这个办公室的?”头头问。

“是我们两个。”有两个不是造反派的人说。

“你们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反标?”头头的嘴角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问。

“没有。

“问问管连部炉子的,有没有看见过这张纸。”头头干脆笑了笑问。

其实那张纸已经被封了起来,用当时的话来说,不能扩大影响。管连部炉子的人被找来,管炉子的人一听吓得尿都出来了,急忙说没有看见。

“好了,杨兴隆,你为什么要到连部来?”头头板起脸煞有介事地问。

“是有人说叫我到连部来的。”杨兴隆答。

“谁?”头头问。这个“谁”字象子弹一样射进了杨兴隆的胸膛。

“是,是,是……”杨兴隆“是”不出来了。原来杨兴隆开始是沉浸在以为指导员要表扬的状态当中,后来被指写反标,一时懵了没有反映过来。

“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把杨兴隆押下,找几个人看住,明天送场部。”头头终于舒了一口气,扬长而去。

这个头头知道,杨兴隆不是被枪毙,也要叫他扒层皮,还骂我是王八蛋,看谁是王八蛋!

杨兴隆还要申辩,那容他说,就被押走了。

当晚,杨兴隆家里一片哭声,最大的小孩才十五六岁,小的才五六岁。因为平时杨兴隆得罪人较多,他们找谁去呢?又有谁敢去为杨兴隆争辩呢?

杨兴隆在黑屋子里想什么,谁知道,可能还在莫名其妙之中呢。

第二天,杨兴隆被押到场部,我想是造反派那里吧。因为造反派已夺取了权利。在场部的公检法组织下,判了杨兴隆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然后送到佳木斯监狱服刑。

杨兴隆除掉了,造反派应该是高兴的一件事。但是,他们也是心虚的,知道这是一件冤案,也没有多声张,事情就这样晾了起来。

一九六八年按照毛主席的“六·一八”指示,为了建设反修防修前哨,黑龙江农垦总局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八五九农场改为二十三团,砖瓦厂改为工业一连,师团级司政后干部由沈阳军区派人来担任,连排级干部由原农场的干部担任。

工业一连是一个老屯子,人多、事多。指导员常说工业一连阶级斗争复杂,有人要翻案,还有信号弹。

到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团部派来了工作小组,说是要揭开工业一连的阶级斗争盖子。

此时工业一连发生了一件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类似于反革命的事件。具体说是杨兴隆的儿子“小炉匠”事件。当时“小炉匠”已参加工作,工作特别卖力,但说他勾引女知识青年,有女知识青年给小炉匠写的情书和送给小炉匠一双袜子为证,并在全连批判大会上揪出了“小炉匠”。

也就在此时,从团部传来,说是杨兴隆要监外执行,回工业一连,已经派人去佳木斯接杨兴隆。我想也许是杨兴隆确实是个冤案,使得现役军人良心发现,但现领导知道不可能马上给杨兴隆平反,虽然团部司政后的领导都是现役军人,但基层领导是造反派,还有影响,现役军人认为先监外执行就不错了。

但是,“小炉匠”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还沉浸在父亲是个现行反革命,现在连自己也快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景之中。在精神折磨之下,在一天监管人员没有注意的时候跳进了工业一连马号的那口井,至死还不知道是谁给他写的信和送袜子的,就结束了自己年仅十九岁的生命。在漆黑的夜里尸体被扔进了好大好大的山里。

杨兴隆回到工业一连,首先得到的噩耗是大儿子跳井自杀,被人民所唾弃,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但是,他认为儿子不要自杀呀,自杀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真是活该、倒霉。

杨兴隆回到工业一连,最为害怕的是指导员,怕被杨兴隆砍了。为什么,这个冤案是指导员一手炮制的,指导员认为,抓阶级斗争不会错,揭开工业一连阶级斗争盖子不会错,但是,杨兴隆这个人血气方刚,知道我整死了他的儿子,他要与我拼命怎么办?这些,我们都不担心,指导员已经安排好了,首先是连部不能住了,住到一排。一排是主力排,都是膀大腰圆的棒小伙,他们一个个都是能挑五六百斤砖的人,你杨兴隆敢与这些人打吗?再说我住在最里边,你就打不着了,你冲进来,那些棒小伙还不拍扁了你。二是我每天派人站岗放哨到你家门口,监视你,你一有动静,岗哨就会回来报告,你要打我都打不着。在这样的安排下,指导员就在男宿舍里转圈睡。

其实,杨兴隆此时那有这么大的胆子,监狱里的三年服刑已经把杨兴隆的锐气磨掉了,见了谁都是“政府、政府的”。平时也就做些出力气的工作,这边叫,立马到这边干;那边叫,立马到那边干,不得有误。杨兴隆是彻底的老实了,再也不会骂人了。

转眼第二年三月,组建二十六连,工业一连部分老同志、新知青与其他一些连队的人一起到了一个离团部近百里的沙岗上建起了连队。杨兴隆也去了二十六连,这是肯定的,杨兴隆在工业一连就是指导员的心病。

走的那一天,是一个肃杀的寒冬的早晨,情景悲壮凄凉,二十几个人瑟索着等待出发,大家没有什么动静,旁边鹤立鸡群样地挺立着一个人,杨兴隆一副军人打扮,崭新的五十年代的军装、大檐帽,领章上的金星夺人眼目,胸前还别上了几个奖章。他站得笔直,头昂着,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所有的人,更显威武,更令震撼。他在反驳、示威,在向工业一连的人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吗?这也许是杨兴隆一生中最伟大,最顽强的一个亮相吧!

杨兴隆去了二十六连,指导员也就偷偷地回到连部住了。

后来听说,那个给“小炉匠”写情书、送袜子的女青年调到了二十五连,离二十六连七、八里路。后来这个女青年找了当地青年结婚生子,夫妻两个带了礼物到二十六连见了杨兴隆,说要认杨兴隆为干爸。杨兴隆拒绝了。杨兴隆后来跟我说,我不能认他们,这不能怪他们。

杨兴隆到了二十六连,依然是监外执行的身份,只能安排在后勤,这边叫,立马到这边干;那边叫,立马到那边干。

连里盖好了职工家属住房,其他老同志都欢天喜地地搬进了新房,到我离开二十六连时,他仍然住在一个矮矮的土坯房里。

二十六连艰苦是实实在在的,有个山东老职工也常到食堂看看。一天看见指导员也在吃饭,就与指导员说起了山东话:“你们就吃这个东西呀,这些青年都是大城市来的,能吃的惯吗?”

指导员是四川人,用浓重的四川话说:“妈妈的,有什么吃不惯?”

那个老职工说:“我们老职工家里有汤有水的,有时还能调剂调剂,这里的馒头发都发不起来,扔在地上找不到,扔到墙上下不来,有谁吃呀!”

指导员说:“那怎么办?妈妈的。”

老职工说:“杀牛呗!”

指导员摇起了脑袋:“不行!不行!这是叫我犯错误呀!”

老职工说:“我怎么会叫你犯错误呢!你就不会动动脑子?”

指导员说:“怎么动脑子?”

老职工说:“你就说有一头牛不行了,兽医说赶快杀了还能吃肉,要不然连肉都不能吃了。”

指导员一听明白了,赶快到连部叫文书写报告,称某号牛得了传染病,为预防传染,必须立即杀掉,当晚摇电话叫营部兽医第二天来。这个兽医也是知青,当然顺水推舟,说这种事多了,立即在那张报告签了字就走了。然后指导员摇起了电话机,向畜牧股的领导报告了这个事,竟然同意了。指导员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口水也淌了出来,说这个事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能叫我犯错误。

杀牛的事是定下来了,但是谁来杀呢?还有谁敢杀呢?指导员说,叫杨兴隆杀!

第二天,大概九点来钟,杨兴隆来到我的工棚,叫我打一把斧子给他。我说,打斧子干什么。他说,指导员叫我杀牛。我说好的,现在就给你打。我拉开风箱,又找了一块弹簧钢板,烧红后,在一头卷了个圆洞,一头碾成很薄的刃,一淬火,三下五除二,不消十分钟就好了。

杨兴隆拿起斧子,到隔壁木工间做了个斧把,就在我的工棚前磨起了斧子。

我问:“老杨,你杀过牛吗?”

他说:“没有。”

我问:“那你怎么杀?”

他说:“劈!”

他在说这个“劈”字的时候,脑袋都在抖。

杨兴隆磨好了斧子,在林子边的一群牛中找到了该杀的牛。他把牛牵到了离我工棚不远的一棵树边,把牛脑袋用缰绳绑在很高很粗的杨树干上。

一切完毕,正要动手,只听见他的老婆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亮起了嗓子:“你这个杀千刀的,你怎么能杀牛的,真是罪过呀罪过!你这个杀千刀的!牛是不会放过你的呀!”

老杨晃了晃脑袋,说:“这个老娘们,真是的。”

在老婆的骂声中,老杨终于举起了斧子,但是没有立即砍,而是对牛说起了话:“牛啊,牛啊,不是我要杀你,是指导员要我杀你的,你要怪就怪指导员吧!”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向牛的脖子劈去,顿时,牛血喷了出来,直向杨兴隆脸上、身上洒去。杨兴隆只是用手抹了抹脸,又举起了斧子,念念有词:“牛啊,牛啊,不是我要杀你,是指导员要我杀你的,你要怪就怪指导员吧!”又是一斧。这头牛的哀号声和其他牛的哞哞声,此起彼伏,在树林子里回荡。我在边上觉得是那样的有趣、好笑。

如是这样,一句一斧、一斧一句,直到牛头耷了下来。杨兴隆这才用手抹了抹脑门上的汗。但是,牛还立在那里,杨兴隆解下缰绳,用力一推,牛倒在地上。这时我看见杨兴隆露出了极其难得的笑容,是胜利的笑容?

当我们边吃牛肉,边说杨兴隆杀牛的过程,大家都说很好玩。

可是牛不是好玩的。第二天的傍晚,当夕阳挂在天边,太阳的红光透过树林,铺上那块洒着牛血的草地上的时候,牛群来到了这棵树边,一起向着夕阳“哞哞”引吭,那凄凉的声音传遍了那个孤独的小沙岗,一连十余天,直到雪水堙没了这块红土。

直到今天,每当我吃起牛肉,那牛的“哞哞”声和那夕阳的余晖在我眼前出现。

杨兴隆终于有了病,有了很重的病,卫生员说是肾病。杨兴隆说脑袋疼,脸也肿了起来,脑门上经常挂着一个一个红点,说话的力气也越来越轻,没有了刚从监狱回来的劲头。我想,他家潮湿的炕能不搞出病来。就这样,杨兴隆仍然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应该说,有些人还是比较同情杨兴隆,干重活有时候还是帮助他的,但是,在一些危险的工作还就非他莫属了。

是一九七三年的春天吧,天阴沉阴沉的。那天连里大部分人都到地里去了,连里没有多少人,我也没有什么事,就到卫生室去。就在我刚要进卫生室的时候,马号的一位老同志气喘吁吁地跑到连部门口,对着我喊:“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我一惊,说:“怎么,‘老毛子’来了?”

那老同志说:“马,马出事了。”

我才放下心来,我说:“马怎么了?”

他说:“马被水冬瓜戳在肚皮里了,出大事了。”他就这么几句话。

这时指导员也过来了,指导员说:“你慢慢说。”那人才稳了稳神,说起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马号遛马,有一匹马特调皮,来回奔跑,要跳过栅栏,没有跳过去,一颗水冬瓜插进了马的肚里,马不老实,马的肚肠都流出来了,怎么办?

指导员说,“怎么办?妈妈的,救马要紧,这是事故。”

那个报信的老同志说:“只要派人上去砍水冬瓜,其他人上去捆住马腿,拔出树棍,缝上针就行了。”

有个老同志说:“说的轻巧,谁敢去砍水冬瓜。”

指导员说:“妈妈的,叫杨兴隆砍!”杨兴隆就在边上,一听,本来肿的脸胀的通红。

指导员又叫了几个人拿好绳子,就向那个马出事的地方去了。

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大家一片“嘘“声。只见一根水冬瓜直插进那个马肚里,由于马自己动过,一部分马肠流了出来,四只马脚掂了起来,似乎要腾空而起。那马看着我们,又似乎在说,快来救我呀。

指导员说:“妈妈的,杨兴隆,上!快!”

杨兴隆一听这命令,脸上露出了怯意。

指导员看都不看,说:“快!”

杨兴隆这才慢慢地举其斧子,弓起腰,向那个马靠近,在那灰灰的天空里此景犹如一幅壮观的油画。

有个老同志轻声地喊了声:“老杨,小心!”

杨兴隆小心地一步一步地向那马靠近,就在这一刹那,杨兴隆手起斧落,水冬瓜折断,后马蹄踹向杨兴隆的胸窝,这些一连串的动作在一秒钟内同时完成。

杨兴隆被马蹄踢出十来米远,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大家一起扑向那马,摁住马腿,绑好马腿,拔出树棍,倒上碘酒,把马肠子塞了进去,立刻缝针。当这些人都弄好,我才见杨兴隆在慢慢地爬向自己的家。

马被抬进了马号,地上铺上了厚厚的干草,又打电话叫来兽医。但是,没一星期,这匹马最终还是被埋进了土里。

杨兴隆在家躺了半个多月后出来了。他的脸更肿了,脑门上的红点子更多了。

我说:“老杨,怎么样?”

他说:“心口疼,心口疼。”声音更轻了。

又过了一年,就在我要离开这个连队的前半个月,有个当地青年到我寝室,说杨兴隆找我有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与另一个青年一起去,去了就知道了。

晚上 我吃过晚饭,与另一个青年在外面转了一圈,从树林子里钻出来进了杨兴隆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这个屋。

这个土坯房也就一人来高,地湿湿的。杨兴隆让我们上了炕,小小的炕桌上有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

当我们坐定之后,那个传话的青年说:“你们都是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你们看杨兴隆的问题怎么办,我们相信你们是好人,才把你们找来,这是个明显的冤案,能否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

我们俩个这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阿,这是个对杨兴隆来说决定他和他的孩子命运的大事。我们没有立即回答,开始询问杨兴隆冤案的始末,因为杨兴隆不会讲述,只能一问一答。

我们知道杨兴隆是冤案,但是谁会给杨兴隆证明呢?如果要写申诉书,还有很多事情要得到证实。我们清楚地知道,就目前的政治形势是不可能给这些人平反的,我们有政治风险不说,就是取证我们也是做不到的。当然,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去冒这个政治风险吗?

我还是说了我的看法。我说:“老杨,你是冤案,这是事实,但是目前来说,把你弄成反革命的人还在台上,他们不会给你平反的,你不要急,这个事早晚会解决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养养好,孩子学习好,只要我们在,一定帮你这个忙。”在老杨面前我说了慌,因为最终我没有替老杨去做这个事,因为在那一年我离开了二十六连。

最近,我找到了原二十六连的人,问及老杨的结局,他说,结局是什么,我只知道他死了。是呀,他的身体能挺过各种各样的疾病和伤害吗?

老杨同志,是我现在对杨兴隆的郑重的称呼,如果他在九泉之下能感应到这个称呼,我想他一定会泪如泉涌的。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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